年，我在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家乡卫生院。尽管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但当时的乡卫生院实际上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组织，除了一个编制外，工资低微不说，还经常发不出来。因为我们村是个大村，不仅人口众多，而且还是附近几个村子的中心地带，所以我毫不意外地被派回家开设了那个诊所。所谓诊所，与其他私人药店有着较大的不同，主要体现在药品供应渠道的控制上，原则上都由卫生院进行统购和配送。只有在临时缺少某些品类药品时，才可以暂时少量采购国营的药材公司的药品，医院做账。这种做法相比在卫生院就业、依靠分配制度吃“大锅饭”，要好很多。尽管利润可能比不上私人药店，但至少也可以依靠个人的能力自谋生计。我承包的诊所的收入也还算不错。大概在年夏天的时候，村里的阿丘来到了我的诊所。他的一只眼睛肿得像鸽蛋那么大，我一看就判断出是泪囊炎，医院做手术，预计能够迅速康复。我们都是熟人，在辈分上阿丘甚至要称呼我为叔，尽管这种称呼已经是非常遥远的一种了。从族谱上看，我们已经有了六七代的距离，但他比我大七八岁。尽管阿丘的年龄已经很大，在农村错过了结婚的黄金时期，但当他眼睛出现问题时，他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。当他刚走到车站准备乘车去县城时，他又听信了另一个乡亲的建议，说附近村子里有一个专门治疗眼睛的人，去找他拿一些药物，肯定能治好眼病，还能省下很多钱。阿丘选择相信了那个建议，找到了那个所谓的土郎中，拿了一些草药，并在眼睛里吹了一些所谓的末药。然而，经过了三五天后，情况并没有好转，最终他还医院做了手术，这不仅花去了更多冤枉钱，还导致他眼睛经常发红流泪。医生在他回来的时候给他开了一些打针和口服药物。当时附近只有我一个医生，所以当他带着针剂回来时，自然需要我为他进行注射。然而两三天后，他的西药用完了，他拿着剩下的药盒给我看，说如果你这里有的话在你诊所买就行了。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抗生素，所以我并没有太在意，从药架上拿出了一盒给他。因为针剂是他自己带来的，所以根本不需要收费，只需要支付那几盒药物的大概价值20块钱。每次注射完药，他总是随口说最后一起结账付钱。然而，当一个多星期过去后，他的针剂使用完了，他的眼睛基本上好了，却不愿意付钱了。他说他的眼睛依然会时不时地发红痒流泪，责备我卖给他假药，还有脸跟我要钱。我并不生气于他没有钱给我，那时候乡亲们治病吃药基本上都是先赊账，多半是到年底才会有钱支付。然而，他竟然反口说我的药是假的，我当然不服气，拉住他要他给出一个说法。阿丘个子高大，家里还有五六个兄弟，他们家在村里的声誉并不好，否则他怎么会找不到妻子呢。相比之下，戴眼镜的我就略显弱小，我拉扯几下就被他挣脱，幸好他也不敢过于放肆来打我，只是站在门口大声喊叫，说我卖假药还有脸要钱，他肯定要去告发我卖假药的行为。宣传声浪越来越大，邻居们纷纷过来调解，肯定是不能发生打架的事情。尽管大家都站在我的一边，但他们也不好出面逼他付钱，于是一番争执后最终不欢而散。然而大约两三天后，药检所的人确实来检查了我的诊所，称有人举报我卖假药，并直接说出了是哪一种假药。他们将我卖给阿丘的那种药全部封存，其他药物只是随便看了一眼，然后封了我的诊所之后离开了。这下子，无论多么愚蠢的人都会知道，那个进行举报的人就是阿丘。尽管诊所是由我经营，但名义上还是卫生院的门诊部。药检所直接去卫生院，医院对账结果显示，无论是批号还是数量，都和卫生院的记录一致。因此，即使存在假药问题，也是卫生院的责任，与我个人完全无关。我的诊所第二天便重新开门营业。后来我稍微了解了一下卫生院和药检所的交涉情况，总之就是阿丘进行了举报，相关主管部门自然而然地上门检查。若有问题，即进行整改；若没有问题，则继续加倍努力。你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，没有什么赔偿可言。这件事让我充满了怨气，每次见到阿丘，就像吃了一万只苍蝇一样恶心。不过，我们都是邻居，经常会在一起碰到。药检所做出处理决定后，我找到了阿丘，要求他还账。这一次，他不再提假药的事情了，只是说自己身无分文，让我自己挑些东西来抵账。然而，除了一些不值钱的旧日用品，他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虽然追回那20块钱很容易，但拿回来对我毫无用处，也只是白白浪费时间。更担心的是这样做会失去邻里间的口碑。因此，阿丘欠下的那20块钱一直没有还清。之后一年多，我辞去了卫生院的工作，来广东打工，诊所的账簿就放在家里。由于这些账目都是些零散的数目，大部分都是本村的人，一些人到了年底会自动前来结账，而也有一些人忘记了。连续五年我都没有回家，直到再次回家时，发现阿丘竟然已经结婚了，妻子是邻村离过婚的女人，年龄相当，但脾气和阿丘一样蛮横。那时我在广东的工作已经相对稳定，收入也增加了一些。对于过去的那些欠账，我已经不太在意了。我第一次回家过年时，拿出那些账本翻看了一下，最后索性将其全部烧掉了。账本上大部分人的名字我都没什么印象，唯一记得的就是阿丘。毕竟，20块钱的药费只是小事，但为了逃避责任而诬告别人的事情，我一辈子都会记得。之后，我基本上在广东定居了，每年除了春节会回家一趟，很少见到阿丘。偶尔见到他，虽然心里已经不再在乎那20块钱的事，但总还是有些不悦，不太愿意与他打招呼。阿丘结婚后，性格可能有所改变，路上碰到我时也会礼貌地称呼我叔叔，然而我也只是礼貌性地回应一声。直到年回家过年时，和乡亲们聊天时才得知，阿丘的17岁女儿竟然怀孕了，他和妻子非常气愤，坚持要她打掉孩子。然而，女儿坚决不同意，还让男孩的家人来提亲，导致阿丘夫妻面子尽失。但女孩在被困在家里时间久了，肚子越来越大，人也抑郁了。最终，在父母不注意的情况下，她竟然从二楼跳了下来。医院后经过一番抢救，她的命得以保住，但她的一条腿残疾了。那个男孩也不告而别了。时光来到21年，阿丘突然在乡亲群里发布了一个筹款链接。大致内容是他的妻子得了癌症，家里连房子都卖掉了，他希望乡亲们能够伸出援助之手。尽管我对他仍有很大的怨恨，但看到他描述的那般可怜，我还是捐了两百块钱。说实话，我心中有些不舒服，只是考虑到救急不救穷才捐款。今年年初，阿丘的妻子去世了。五一假期我回到老家，恰好遇到了他。阿丘比我年长七八岁，看上去似乎老了20岁还多，完全散发出行将就木的老人气息。他带着残疾的女儿居住在他父亲留下的旧房子里，脸上几乎看不到任何生气……